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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弃婴安全岛”:虚谈伦理只能将其架空
发布日期:2019-08-07 16:5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、延长婴儿存活期,2011年6月1日,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“弃婴安全岛”,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。截至今年1月底,共发现弃婴26名。(《中国青年报》2月29日)

  就是这么一个只有2.5平方米的专门接收弃婴的小屋,却引来很多争议。网络媒体在转载这则报道的时候,统统把标题改为《石家庄福利院设弃婴接收设施被指鼓励遗弃行为》。网络媒体已经从标题中表达了对“婴儿安全岛”的褒贬立场。当然,从“人人都喜欢坏消息”的心理角度出发,放大“弃婴安全岛”的负面效应,从质疑的角度“预设立场”完全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关注度。

  “弃婴安全岛”到底是在尊重生命还是纵容遗弃?我更认同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的说法,“既然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,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”。先不说“弃婴安全岛”参照了德国、意大利、捷克、俄罗斯这些国家安置弃婴的经验,单单放在我们身处的现实中,仅仅靠一个“犯法”远远无法杜绝弃婴的存在。那些生活境况不如意的人们,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,远远还未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,这其中有观念的原因,也有经济的原因。

  报道中石家庄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举的一个例子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:几年前,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。他们来自农村,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,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。最终,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,因为“在家里是死路一条,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”。

  既然无法阻止弃婴的发生,那么,与其把孩子遗弃在难以被人发现的角落,不如设置一个专门的设施来保护他们。与那些躺在纸箱里或者编织袋里甚至遭到流浪猫狗啃食的弃婴相比,“安全岛”里的弃婴是不是更幸运一些?

  至于说“弃婴安全岛”的存在会不会“鼓励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”、变相纵容弃婴行为,其实完全可以用事实作答。据新闻披露,“弃婴安全岛”设置以来的2011年6月至11月间,共接收婴儿21名,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,低于前两年。这说明,“弃婴安全岛”的存在,并没有诱使“不良父母”增多。而且,“弃婴安全岛”也明显提升了弃婴的救治比率。

  当然,我并不否认那些对于“弃婴安全岛”的质疑,它至少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。值得注意的是,一切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,并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。无论有多么高尚的理由,伦理不是只靠说讲或关在书斋里讨论就能济事的。伦理学说需要直面社会,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。如果脱离了现实境况,仅仅从纸面上或者哲学意义上讨论伦理道德,那么我们很容易钻进死胡同,碰到现实难题时,伦理难免陷入悖论。

  想起两年前“天津重症女婴被父亲放弃治疗”的新闻。该女婴在出生时就发现患有肛门闭锁、多发瘘、肾积水、心脏卵圆孔未闭等先天缺陷,在医院里接受了13天的治疗仍未有好转迹象,医生已经确认女婴治愈的希望不大,孩子的父亲决定放弃治疗。但是,爱心志愿者强烈反对女婴父亲的做法,他们强行将女婴带到北京救治,结果将自己置于进退两难之地。

  很多时候,我们总是强调伦理的高标准,以至有某种道德洁癖。比如,看到酒店等场所免费放置安全套,就认为是纵容色情交易,不懂得两害相权取其轻。漠视现实的艰难,单纯地放大爱的伦理,只可能将道德架空。

 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狠心、不负责任的父母,不到迫不得已没有人会遗弃自己的骨肉;即便是再发达再文明的国家,弃婴也难免存在,这就是现实。既然如此,那么关于“弃婴安全岛”的指责是不是可以更理性一些,简单地将其置于“鼓励纵容遗弃行为”的指责中,并不一定能证明自己对生命有多关爱。

  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、延长婴儿存活期,2011年6月1日,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“弃婴安全岛”,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。截至今年1月底,共发现弃婴26名。(《中国青年报》2月29日)

  就是这么一个只有2.5平方米的专门接收弃婴的小屋,却引来很多争议。网络媒体在转载这则报道的时候,统统把标题改为《石家庄福利院设弃婴接收设施被指鼓励遗弃行为》。网络媒体已经从标题中表达了对“婴儿安全岛”的褒贬立场。当然,从“人人都喜欢坏消息”的心理角度出发,放大“弃婴安全岛”的负面效应,从质疑的角度“预设立场”完全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关注度。

  “弃婴安全岛”到底是在尊重生命还是纵容遗弃?我更认同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的说法,“既然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,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”。先不说“弃婴安全岛”参照了德国、意大利、捷克、俄罗斯这些国家安置弃婴的经验,单单放在我们身处的现实中,仅仅靠一个“犯法”远远无法杜绝弃婴的存在。那些生活境况不如意的人们,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,远远还未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,这其中有观念的原因,也有经济的原因。

  报道中石家庄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举的一个例子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:几年前,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。他们来自农村,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,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。最终,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,因为“在家里是死路一条,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”。

  既然无法阻止弃婴的发生,那么,与其把孩子遗弃在难以被人发现的角落,不如设置一个专门的设施来保护他们。与那些躺在纸箱里或者编织袋里甚至遭到流浪猫狗啃食的弃婴相比,“安全岛”里的弃婴是不是更幸运一些?

  至于说“弃婴安全岛”的存在会不会“鼓励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”、变相纵容弃婴行为,其实完全可以用事实作答。据新闻披露,“弃婴安全岛”设置以来的2011年6月至11月间,共接收婴儿21名,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,低于前两年。这说明,“弃婴安全岛”的存在,并没有诱使“不良父母”增多。而且,“弃婴安全岛”也明显提升了弃婴的救治比率。

  当然,我并不否认那些对于“弃婴安全岛”的质疑,它至少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。值得注意的是,一切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,并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。无论有多么高尚的理由,伦理不是只靠说讲或关在书斋里讨论就能济事的。伦理学说需要直面社会,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。如果脱离了现实境况,仅仅从纸面上或者哲学意义上讨论伦理道德,那么我们很容易钻进死胡同,碰到现实难题时,伦理难免陷入悖论。

  想起两年前“天津重症女婴被父亲放弃治疗”的新闻。该女婴在出生时就发现患有肛门闭锁、多发瘘、肾积水、心脏卵圆孔未闭等先天缺陷,在医院里接受了13天的治疗仍未有好转迹象,医生已经确认女婴治愈的希望不大,孩子的父亲决定放弃治疗。但是,爱心志愿者强烈反对女婴父亲的做法,他们强行将女婴带到北京救治,结果将自己置于进退两难之地。

  很多时候,我们总是强调伦理的高标准,以至有某种道德洁癖。比如,看到酒店等场所免费放置安全套,就认为是纵容色情交易,不懂得两害相权取其轻。漠视现实的艰难,单纯地放大爱的伦理,只可能将道德架空。

 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狠心、不负责任的父母,不到迫不得已没有人会遗弃自己的骨肉;即便是再发达再文明的国家,弃婴也难免存在,这就是现实。既然如此,那么关于“弃婴安全岛”的指责是不是可以更理性一些,简单地将其置于“鼓励纵容遗弃行为”的指责中,并不一定能证明自己对生命有多关爱。